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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月谈第1期_半月谈2018第1期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新志向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理解、全面把握。
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就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急转弯、猛刹车、强刺激；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增长、稳物价、扩就业、增收入，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要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进”的前提条件，如果急躁冒进、只考虑结构调整和改革，却忽视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过快下滑，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现，结构调整和改革也无法有序推进。同样，如果一味求稳，畏手畏脚，不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不优化经济结构，不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将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则难以夯实。在“稳”的前提下，要扎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落地显效，而改革反过来有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二者有机统一、互相影响，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不符合“稳中求进”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要把握好“稳”和“进”的工作节奏和力度。要加强政策协同，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重在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重在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社会政策要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改革步子再快一些，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力度要大一些，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破”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目前，我国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水泥、炼油、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压力依然较大。未来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仍为重要任务。
“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近几年来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青黄不接”是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不断培育壮大新经济动能，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传统行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提升整体供给体系质量。
“降”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只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企业才有盈利空间，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坚实动力。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矛盾，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
40年前，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仍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内涵已发生变化，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将是高质量发展，不再是高速度增长。高质量发展将引领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2 放权地方政府，会一放就乱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这为开启垂直府际关系改革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命题。人们对于如何赋权、赋哪些权和赋权后的配套改革，也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有《半月谈》读者担忧，如果放权给地方政府，会不会“一放就乱”?究竟哪些权该放给地方政府?放权以后又当如何监督?
这样的担忧是很现实的。在我国以往的一些改革实践中，确实不同程度面临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这也正说明构建科学的垂直府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多级政府的管理架构中，越往上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越能够高瞻远瞩和顶层设计；越往下则越接地气，越了解实情，越能够脚踏实地和贯彻落实。以中国一些较大的省份和城市为例，其体量和影响力早已匹敌一些国家，对其赋予充分的权力显得极为必要。否则，任何问题都要通过中央部门的大脑中枢神经去决策，不仅行政效率低下和容易滋生腐败，而且未必能够因地制宜。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向地方政府赋权，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我国现实而言，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财权并不低，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全世界都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就人事、规划、审批等方面而言，地方政府的权力又相对较小。这导致中央政府部门普遍使用“项目制”去管理，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跑部前进”，滋生出不少弊端。
在赋权的指导思想上，要明确能放就放的原则。特别是一些“含金量”和“杀伤力”较大的审批权限，不能都抓在中央部门的手中，而应作为典型去研究赋权的可行性。在赋权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省以下特别是县乡政府的自主权，使其能够真正“独当一面”，就地解决问题并满足民众需求，以避免多级政府经常遇到的“中层梗阻”现象。
就赋权的内容来看，在区域规划、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方面的探索空间较大。首先，许多城市的体量已经较大，但是受制于既有制度框架，无法进行有较强自主性的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其次，要打破“上下一般粗”的组织架构，在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推进合署办公和机构精简，使跨部门协调难题逐步破解。最后，要探索人员编制管理权限的下放，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动态管理人员编制。目前许多基层部门都大量引入临时聘用人员，以适应刚性人员编制的严重短缺。
对于“一放就乱”的担忧，要理性看待，趋利避害。不赋权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会乱用权，而且会让权力走入不见天日的灰色地带，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赋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化和正式化，有利于开诚布公地谈判和监督。为合适的地方政府赋予匹配和相适宜的自主权，不仅不会乱，而且可以逐步增强政府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当然，向地方政府赋权之后，需要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避免发生权力滥用和权力误用。应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权力清单和备案审查制度，使权力的来源、去向和使用都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有迹可循。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督外，要逐步强化社会监督与公共问责的制衡力。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对政府权力运行进行“无死角”的立体化监督。
3 摘了贫困帽，长怀“脱困”忧
2017年，全国28个贫困县宣布脱贫摘帽。脱贫摘帽，不是大获全胜的终点，而是新征程的开启。摘帽之后，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在做什么?想什么?近日，半月谈记者分赴江西井冈山、贵州赤水、青海同德3个脱贫摘帽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幸福的感觉像瀑布砸在石头上”
红军“四渡赤水”发生地贵州省赤水市，处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内。
在赤水大瀑布景区核心区的黎明村走访时，曾经的贫困户王正江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他家20亩竹林地一年卖竹原料和竹笋就增收一万元以上，加上猕猴桃产业和漂流项目，每年有4500元以上的分红，儿子和儿媳在景区上班每月有4200元，加起来全家一年有6万多元收入，“这种幸福的感觉就像瀑布砸在石头上一样”。
昔日的黎明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是一个失学儿童多、贫困户光棍多、无业游民多的“穷三多”村。自2014年开始，在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政府修了80多公里通村串户路，曾经偏远贫穷的黎明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种植业，一跃变成产业多、老板多、收入多的“富三多”村。
在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一面由27张贫困户照片拼成的“笑脸墙”的左上方，昔日村里家境最难的贫困户彭夏英身着绿色新衣，笑容中带着几分腼腆。
在政府帮助下，2016年，彭夏英拿出多年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靠着经营农家乐，现在我家的年收入超过10万元!”彭夏英笑着说。
在井冈山茅坪乡坝上村，村里的贫困户参与“红军的一天”培训饮食接待，每户增收约2.3万元。村主任金齐兴说：“过去，村里没什么产业，大家无所事事，赌博之风盛行；现在，大家都在忙，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村，今年36岁的藏族牧民索南项秀同样很知足：他住进了漂亮的房子，每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而在5年前，索南项秀住在一个约1米深的地窝子里。那个时候，他几乎不和别人说话。
“还不能有松松气、歇歇脚的思想”
“我们只是阶段性脱贫，还不能有松松气、歇歇脚的思想。”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告诉半月谈记者。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脱贫摘帽县干群最担心的问题有三个。
“脱贫不脱困”现象需要得到更多重视。
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发展农家乐，井冈山市茅坪乡坝上村贫困户赖甫秀一家3口年收入超2万元，远高于脱贫标准，成功脱贫。然而，因女儿患有尿毒症，虽然透析免费，但每年门诊医药费2万多元。“这些费用基本都报销不了，我们搞农家乐挣的一点钱只够给她看病。”赖甫秀说。
一个脱贫县移民和扶贫办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3至5口人的贫困家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在外打工，即便按照每月2000元的工资计算，其年人均纯收入也能达到国家脱贫标准；对一些孤寡老人，当地已将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220元，再加上每月80元的养老补助，年收入也能超过脱贫线。
“对照这些标准，脱贫没有问题，但没有考虑支出情况，虽然地方政府也采取了许多举措减轻贫困户的支出负担，但脱贫不脱困现象仍会存在。”该负责人说。
产业扶贫“种难、卖难”影响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一些扶贫产业受自然条件、人才瓶颈等多重因素影响，收益的可持续性难以保障。基层扶贫干部表示，村级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产业链条短、产品品质差、产品同质化严重，“扶贫果实”卖难问题较为突出；二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加工水平和科技含量低，种植养殖中“一病死一大片”现象屡见不鲜，产业发展脆弱性大、农民返贫风险高。
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瓜什则村是一个游牧民定居村，村里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有机肥加工。由于缺乏经营管理人才，2017年租给了一家企业经营，企业第一年给租金15万元，分到村民手中，每人仅有几百块钱。
“争当贫困户”乱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基层干部表示，农村极少数群众眼红扶贫政策红利，利用各种手段“争当贫困户”：有的“哭穷”“晒穷”要票子，有的“分房”“分户”要房子，有的缠访闹访要政策，有的甚至故意不赡养老人、遗弃老人……这些乱象不但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更冲击着社会公序良俗。
“去年五六月，随着农村危房改造的深入推进，我接待了300多户想要危房改造政策的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外打工的，有些甚至全家5口人坐飞机回来要求政府给其盖新房；有的已经在县城买了商品房，还要求政府给他盖新房，政府不同意，他们就到处拉横幅、网上发帖子。”在乡镇工作了24年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扶贫应该是动态的，没有绝对的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井冈山市柏露乡乡长龙江辉建议，脱贫摘帽后，应保证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在此期间内需防止帮扶政策“断崖式”退出。
“虽然脱贫摘帽了，但是同步小康还任重道远。”同德县委书记才让太说，未来几年当地将以绿色食品深加工、清洁能源等为重点，引进龙头企业，壮大已有产业。
井冈山市移民和扶贫办负责人黄常辉建议，国家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帮助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也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他们的支出负担。
赤水市长期镇党委书记李阳冰等基层干部认为，面对越来越多的惠农政策下基层，政府应更加重视农村各群体诉求，切实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让困难群体更好地分享扶贫成果，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脱贫摘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让井冈山革命老区的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最终目标。”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
半月话题
4 新时代，中国社会有哪些新走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时代，我国发展也将展现新的特征、出现新的走势。
一是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跨越人均GDP12616美元的门槛。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年均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将会在2025年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高收入国家并不一定是高生活品质国家，相当一部分高收入国家都不属于发达国家，所以，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
二是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益将会逐步显现。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大力实施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逐步在国际上甩掉廉价产品生产大国和仿制大国的帽子，出口产品的品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稳步提高，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益将会逐步显现和爆发出来。
三是我国将成为服务业和消费大国。我国近20年来一直以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闻名于世，但目前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服务业的增加值2015年超过GDP的50%，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60%，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也将达到42.4%。这会在未来10年带来两大结果：一个是在全部从业人员中，所谓“白领”会超过“蓝领”，知识技术职工人数形成庞大群体；另一个是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增加到近5亿人，我国将成为一个更加庞大的消费市场。
四是乡村振兴和“逆城镇化”将成为潮流。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走过了人口向大城市大规模集中和城市“摊大饼”式地向郊区扩展两个阶段，未来将迎来乡村振兴和“逆城镇化”的新潮流。乡村旅游、乡村休闲度假、乡村观光农业、乡村居住养老、乡村民宿等新兴消费形式将快速发展，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将更加深入，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将使一部分“非上班族”、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选择乡村田园生活，乡村将会因新的创业和年轻人的到来而重新活跃起来。
五是新的人口红利逐步形成。旧的人口红利主要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低成本，这样的时代已基本结束，新的人口红利则主要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农民工多数还只是初中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空间很大。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随着职业和专业教育水平的升级，随着大学毛入学率在目前40%的水平上快速提高，一大批大国工匠、技师和工程师将会产生，新的人口红利将助推我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六是社会保障将实现全国统筹。社会保障从全民覆盖到全国统筹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它将打破区域之间、单位之间的利益藩篱，使人民更方便地异地看病、异地养老、异地就业、异地居住，有效地促进社会流动和激发社会活力。
七是极端贫困消除后将开启解决相对贫困的新征程。我国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现行标准下的极端贫困现象，这将是一项令世界瞩目的伟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现象的消失，相对贫困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将会在新的标准下，开启减少和消除相对贫困的新征程。
半月调查
5 不混“圈子”，没有位子?
“行为极为罕见，影响极其恶劣”——这是甘肃省纪委对金晋哲违纪案的定性。
金晋哲，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他毕业不足8年，辗转7个单位，一路升迁；他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培植私人势力的工具，把干部培养使用变成捞取政治资本的交易，形成“有平台、有组织、有路线”的“团团伙伙”……
更加“极为罕见”的是，他依附领导，以“二号首长”自居，要求年轻干部学习自己的讲话，还公开编印《80后干部学习金秘书长讲话精神心得体会》等小册子，成为违纪违法小圈子的“中枢”和“操盘手”，严重损害了兰州市的政治生态。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金晋哲案可谓此类问题的典型。
“神话”般的晋升之路
2017年6月9日，甘肃省纪委在官方网站公布“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引起不小震动。这距离金晋哲被审查已过半年时间。
1979年出生的金晋哲拥有近乎完美的履历：2002年兰州大学本科毕业后，赴榆中县支教一年。支教结束后，回母校攻读硕士学位，并于在校最后一年入党。毕业后，在甘肃省国资委办公室工作至2009年，其间分别在兰驼集团和酒钢挂职锻炼。
此后4年，他先后任酒钢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项目前期管理办公室副调研员、副主任，兰州三毛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3年4月任兰州市委副秘书长（正县级），同年9月至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挂职副书记。
毕业不足8年，金晋哲即已辗转7个单位，以两年一级的平均速度升任正县级岗位。
在兰州大学一些老师的眼中，担任过学生会干部的金晋哲朴实、上进，在支教时也能很快与同校教师打成一片；在同学眼中，金晋哲有超出同龄人的世故和老练，其晋升之路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神话”。
在部分同僚心目中，金晋哲是话语权仅次于“一把手”的“金老二”，极可能成为政坛“新星”；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金晋哲有头脑，善于捕捉时机，“很会来事”。然而，甘肃省纪委通报却揭开其庐山真面。
谁“效忠”就提拔谁？
金晋哲的任职经历和违纪事实，无法回避另一个人——虞海燕（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2017年1月，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虞海燕曾在甘肃省国资委、酒钢集团、兰州市任职。几乎是虞海燕到哪里，金晋哲就跟随到哪里。他们的审查结论也极为相似，都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毫无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搞团团伙伙，培植私人势力”等问题。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他们的“团团伙伙”并不止于吃吃喝喝，而是有平台、有组织、有路线，自成体系。
虞海燕任兰州市委书记后，将分属于市委和市政府的督查室合一，指派金晋哲协助分管，直接对虞海燕负责。他们以“推进工作部署、培养年轻干部”为名，分阶段、分层次先后选调141名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县级后备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打造自己的“小舰队”。
当过虞海燕秘书的金晋哲常以虞的代言人自居，对其分管的督查室干部大搞所谓“忠诚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期间，在全党学习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时候，金晋哲却要求督查室80后年轻干部学习虞海燕和他自己的讲话，做忠诚于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他们保持一致的干部。
每个80后干部都被要求反复学习虞海燕和金晋哲的讲话，而且必须写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金晋哲对这些书面材料逐一审查，并要求那些思想认识不深、表态不到位的反复学、反复写。同时，金晋哲还将这些材料公开编印成《80后干部学习金秘书长讲话精神心得体会》和《为了谁，怎么做，忠诚担当思想汇报》的小册子。
在这些小册子中，每个年轻干部都不同程度对虞海燕、金晋哲二人表示“感恩”和“效忠”。金晋哲则按每个人对其二人的忠诚度，予以不同程度的推荐提拔重用。
与此同时，虞海燕和金晋哲打着“培训”的幌子，要求每年集中50个处级、50个科级干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免职脱岗培训，借此腾出岗位。在较短时间内，他们就将76人推荐提拔至重要岗位。干部提拔原本要求1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到了督查室则只需3个月，如同跻身“快车道”。一时间，在督查室工作成为兰州市一批干部的追求目标。
“圈内人”有前途，“圈外人”没奔头
甘肃省纪委通报称，金晋哲把干部培养使用变成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把组织赋予的职权变成自己拉山头、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的工具；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变成他们拉拢干部培植私人势力的活动，扰乱了干部思想，搞乱了干部队伍，严重损害了兰州市政治生态。
在悔过书中反思自己成长经历时，金晋哲写道：“我这么多年走过的历程，都是围绕虞海燕。他对我提拔重用，我对他感恩戴德，并把对他个人的忠诚凌驾于对组织的忠诚之上……”由于攀附个人权力后仕途顺遂，金晋哲把对组织的忠诚异化为对个人的依附，并将这种依附关系向“小舰队”拓展，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贻害一批年轻干部。
一些专家认为，党的干部选任强调“德才兼备”，但在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提拔了一些重自我设计、拉拉扯扯找门路的干部。金晋哲案中，拒绝“抱大腿”“扯关系”，尽职尽责、踏实干事的干部很难进入选用视野，少数“圈内人”有前途，多数“圈外人”没奔头。
办案人员指出，像金晋哲一样通过人身依附搭上晋升“快车道”的干部，从一开始便缺少党性锤炼，认定这是捷径和坦途，就任重要岗位后更容易变本加厉，抛弃理想信念，毫无原则地追逐权力，为自己精心铺设出人头地的最佳路径，在“精致利己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采访中，许多专家和干部提醒，必须严格防范任何人以个人身份、个人名义代表党委、党组织选干部管干部，严把用人政治关和廉洁关。同时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坚持抓早抓小抓预防，用好谈心谈话、提醒诫勉等手段，及时纠偏，彻底刹住官场“抱大腿”的歪风。
6 政务公开：帮领导记日记还是为群众解疑难?
随着我国政务公开的力度不断加大，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公众的期待和需求也越来越高。不过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务公开没跟上群众节拍，许多与群众关系紧密的政务信息虽然“上墙进栏”，有的还“晒”在了网上，但内容不翔实、或时间滞后、或只见结果不见过程，看似该公开的都公开了，群众想知道的却没多少，即使看了也如雾里看花。
公开渠道多了，干货内容却变少了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村子，阳光民生监督公示栏里，“三资管理”“粮食直补”“项目建设”“临时救助”等分栏下一片空旷，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贴出来的账单，因为展在橱窗里，根本没法翻页。
在贵阳市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公示栏里的拆迁公告，也让不少人犯了难。“没想到贴在这里，我是听别人说才跑来看的。”“哪些地方要拆迁，也不说清楚。我家到底在不在拆迁范围内?”一些居民一边看一边议论。
近年来，网站、APP、微博、微信等各类政务平台也层出不穷，成为信息公开的新渠道。但实际运行中，一些平台沦为“僵尸”，甚至误导群众。
贵阳的公司职员钟女士，经常到工商、税务部门办理业务。在她看来，排队几个小时，然后来回跑几趟是常有的事儿。“最恼火的是，有时明明网上写的所需资料，到现场办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说法。”她无奈地说。
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地方各部门开发的软件包含了医院挂号、违章查询等服务功能，但彼此消耗，到最后一个也没被群众广泛应用，反而让群众选择起来犯了难，不知道相信谁。
此外，依申请公开这一群众主动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存在“走形式”的问题。“法律规定可以依申请公开，但第三方评估发现，政府对社会公众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回应质量不太理想，不回复、回复不及时、回复不满足需求等现象较普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其松说。
基层干部吐苦水，多方受制有心无力
对于公开信息无法满足群众需求的现象，受访的基层干部均给予认同，但他们表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说白了，首先要满足领导的需求，让他们看到满意。”贵州一个县级宣传部门干部苦笑着说，旗下办的报刊、网站，大部分发的都是领导行踪、部门成绩，就像在帮领导记日记一样。而群众关心的内容，反倒没有精力去管了。一些基层政府网站甚至没有设置搜索栏，也没有开辟专门区域刊登公开信息。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基层的政务公开点多面大，但没有一个专门的归口部门。“我们中心是个事业单位，人手都靠抽调，真正的人只有3个。”贵州一个县级政务中心负责人说，政务公开涉及多个部门，说不清楚谁来牵这个头。
“不同平台上的信息内容，有时候是相互打架的。”多位受访干部表示，数据背后往往牵扯部门利益，有时候公开了，怕带来舆情、引起官司等不良后果，没人愿意担这个责。
江苏一位干部坦言，现在网站上公开的一些文件和规划，也没几个人看，群众实在想知道，那就走依申请公开。“在我看来很多都应公开，但有些部门说不公开就不公开，自由裁量权太大。”
半月谈记者还了解到，各地各部门对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缺乏有效手段，没有科学统一的评价和考核问责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不公开、公开多少、质量好坏一个样的现象。一些部门按照考核上要求完成的“规定动作”，到年底了，就突击冲刺，扎推举办新闻发布会、堆砌术语拼凑年度信息公开报告。
信息供给侧改革，方能“晒”出实效
“这种政务公开中的供需失衡，暴露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政务信息需求和偏好掌握不够。”黄其松指出。
未来，政府信息供给侧要进行结构、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实现社会公众需求导向的政务公开。“一方面各级政府应整合现有政务公开资源和平台，另一方面应充分重视依申请公开工作，进一步拓展政务公开功能、创新公开方式、提升公开效能。”黄其松说。
受访的干部群众建议，要以民众关心的惠民政策等领域信息公开为重点，促进基层政务公开，并充实政务公开力量，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类延村还提出，政府应通过标准化建设消除各个部门之间的隔阂，建立群众认可、快捷方便的公开渠道；在政务公开考核上，应将民众满意度作为重要标准。
基层治理现代化
7 听证会，只是“听听”而已?
听证会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在决策前问计于民的一种手段，但作为舶来品的听证会制度在具体实践中，时常会遭受“听证专业户”“逢听必涨”“作秀走过场”等诟病。一些听证会只是“听听”而已，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
“听听”而已走过场
西部某省会城市发改委就地铁票价举行了听证会，有消费者、经营者、专家、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19人参与此次听证，就三个票价方案提出意见。最终，有9人同意方案一，10人同意方案二，而方案三因为起步价较高，没人同意。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在听证公告发布之初，有市民就表示，“同意方案一的将会是老百姓，同意方案二的是官方，最后肯定按方案二实施，不信走着瞧。”一个月后，当地公布了最终票价，选择了起步价2元可乘坐4公里的方案二。
一位曾参加过某市“能否携带自行车上地铁”听证会的私营业主表示，当时自己特意带着折叠自行车去作演示，一些可折叠的自行车是完全符合地铁对乘客携带行李物品要求的，“遗憾的是，最终政策还是一禁到底”。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市民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听证会有何用处。部分受访者表示，即使政府发出听证公告，很多也只放在部门网站上，不去特意仔细查找很难获悉。“参与人群代表性不够，有时开来开去还是社区干部那几个人参加。”西部某省份政务信息处负责人说。
“民众参与积极性不高，还是因为过去太多听证会走了形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很多行政部门觉得举办过听证会就算“交差”，但却忽视了过程中群众的意见和矛盾点，让群众意见走过场。
会上轰轰烈烈，会后冷冷清清，听证结果也很少反馈给参与者。“听证会就是"听听"而已。”一些市民在受访时调侃道，会后意见对行政决策有何影响，他们往往不得而知。
听证结果众口难调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也导致听证结果“众口难调”。
在某规划行政许可听证会上，由于原项目中计划建成的大楼挡住某住宅的采光，需要邀请居民代表参与听证。“当时有70多位居民，很多人都想参加，但从听证效率角度来看，只能筛选出15名左右的代表。”该听证会的组织方表示。
“所有居民参加听证会肯定会引起诸多争执，但居民代表如何选择，这个制度是需要细化的。”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说。
一位多次组织听证会的内部人士表示，有时备选方案确实有一些倾向性，这就可能出现“一边倒”现象。但是，很多物价的决定到了听证会环节，已是处于“非涨不可”的地步了，所以给人感觉像是在“走流程”。
从理论上讲，听证会制度应尽可能听取民众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听证人员是否有效理性参与同样影响听证效果。
一位两次参与规划局听证会的居民表示，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员的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一份有理有据的发言稿，和大家七嘴八舌的发言，有很大区别”。
“在水电煤气价格听证会上，一般居民都不希望涨价，但真正理性的做法还是应实施阶梯电价。”西部某省份政务信息处负责人表示，并不是每次听证方案都会通过，“有次省发改委要作物流规划，企业代表不同意，最终方案没有通过”。
要真听证也要会听证
竹立家认为，涉及群众利益的社会事项，应召开听证会吸取民意，而非选择性听证，无论从听证人员选择到听证结果反馈，都需要监督机制来保障过程的透明公开。“政府部门要真听证，而不是有程序要求为听证而听证。”
一些听证会组织人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听证会流程细节，让听证会落到实处，例如：应公开听证代表的选择过程；限制听证代表发言时间，发言前应提供书面准备材料，从而提高听证效率；听证会现场应由对听证议题有深入研究的人士来主持引导。
“整合民间舆情需要更多制度安排，尤其是涉及环保、规划等重大敏感决策时，仅采用听证会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顾大松建议，应补充采用其他民众参与决策的制度设计来拓宽吸取民意的渠道，如民意立项、圆桌会议、小型听证会等。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有些参与听证的民众往往把听证会涉及的议题和其他利益诉求混杂在一起。某环保厅法规处负责人表示，在一些垃圾焚烧厂、机场、城际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立项过程中，常常因为“邻避效应”影响了项目落地。因此，除了制度上的保障，政府还应引导提升民众的“听证素养”，让听证代表会听证。
顾大松认为政府可在听证之前借助媒体、第三方力量提前释放舆情，让听证会参与者在听证前对议题能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引导参与者合理分析自身利益。此外，参与者可借助社会组织、媒体等机构来凝聚自身利益诉求，加强话语权。
财经
8 中国智造，既需“强身”亦需“健脑”
当下，我国不少传统制造企业“大而求强”，纷纷上马智能硬件和工业软件，加速向“中国智造”转型，但“空心化”等风险也随之而来。
“中国制造”积极转型“中国智造”
山东华兴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广敏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公司原来数字化基础薄弱，生产效率也不稳定。但在公司搭建起智能化系统、将传统车间改造成“智能生产线”后，优等品率提升了近三成，效率提高三至四成，订单交付周期大幅缩短。
作为产生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的老国企，瓦房店轴承集团经过持续技术改造，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瓦轴董事长孟伟说，目前瓦轴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建立起多家技术中心，还用当地人才为瓦轴向“智能制造”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告诉半月谈记者，在“智能制造”方面，奇瑞花了6年时间把原来的开发体系全部推翻，重新搭建平台和模块，使开发周期缩短一半，投入大幅降低。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认为，我国智能制造已初步形成国家统筹引导、地方联动推进、行业强化协同和企业积极实践的多层次推进格局。
“体壮脑弱”现象已经出现
尽管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智能制造”积极性高，但整体仍存明显短板。
目前，国内数控机床、机器人等高端产品大量使用国外软件系统，主流工业软件几乎都被欧美企业主导，国内能够进行智能制造基础软件系统开发的企业与科研机构寥寥可数。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及关键智能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智能制造存在“空心化”危险。
业内人士指出，跨国软件巨头正在加快布局智能制造生产控制和操作系统，如果应对不好，我国有可能在智能制造领域再次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的“技术依赖陷阱”。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宁振波表示，智能制造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数字化制造，第二阶段是数字化和网络制造，第三阶段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而中国90%的企业还没有跨入数字化的大门。
爱波瑞集团董事长王洪艳认为，中国制造业同时面临工业2.0补课和工业3.0向4.0迈进的双重挑战。在实施智能制造的路上，最大的“黑洞”是忽略基础管理提升，一味地上机器人等硬件设备，上信息化软件，形成了“信息孤岛”。
朱宏任说，目前大家普遍重视智能制造的技术特征，即各种先进技术、系统应用等。其实智能制造不仅需要软件、技术装备的更新迭代，更需要在运营模式、管理模式上进行深刻变革。
既需“强身”亦需“健脑”
业内人士建议，我国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智能制造发展思路，瞄准高端技术、装备和软件系统，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政府支持，运用市场机制组建创新产业联盟，协同突破智能制造所需的关键共性技术、装备和软件系统，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软件业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王玉林认为，我国制造业转型“智能制造”需与“互联网+”紧密结合。建议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整合生产要素，推动企业间创新协作，提高设计生产和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建立全面的标准件、元器件知识库，并建立共享使用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安筱鹏提出，应充分利用工学结合、校企联合等方式，吸引中外著名企业、研发部门等在高校设立分支机构，以需求为导向，面向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培养高级技师、一线工程师等，为智能制造提供支持。
朱宏任认为，推进智能制造必须进行系统性变革，不仅包括工业化改造和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融合，还包括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颠覆性创新，以及劳动用工、员工技能、岗位结构的重新调整。
时政
9 王杰是谁?莫让英雄模糊了面容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3日在江苏徐州视察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总书记的讲话，在王杰同志牺牲地徐州市邳州市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青少年知道王杰的不多”
“王杰是曾经与雷锋齐名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烈士纪念馆馆长王莉对半月谈记者说，“可惜近些年由于宣传较少，青少年中知道王杰的人已经不多了！”
1965年7月14日，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头，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的民兵和人武干部等12人的安全，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年仅23岁。
王莉激动地介绍说，爬险路、钻山洞，王杰总是不畏艰险，冲在前面；施工爆破，他总是冒着风险抢先装药、放炮，有时出现哑炮，也争着冲上前去排除；至于平时做的好事，更是举不胜举！
王杰还是一个高度自律、见贤思齐的人。当兵4年，他记下10万字的日记，其中充满了对先进人物的崇敬和对自己的严格解剖。一次，他得知要训练紧急集合，就在前一晚上做好准备，第二天又提前半小时起床等着，抢了个第一名，事后认识到这是弄虚作假，就主动找排长检讨，并在日记中记下：“这样得到的表扬是不光荣的。今后我一定要正确对待荣誉问题，做一个无名英雄。”
后来，人们把王杰精神总结为“一心为革命，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伸手(在荣誉、待遇、物质上不伸手)，四个自问(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人最痛苦的是失去人民的信任和为人民工作的机会)”。
王杰是党员群众的“活教材”
在邳州，“王杰”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的象征，是邳州党员群众学习的“活教材”。
在王杰牺牲当年，当时的邳县县委就发出向王杰同志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县宣传王杰事迹，弘扬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
为持续开展学习王杰精神研究，邳县县委于1966年3月10日在王杰牺牲地建立王杰烈士墓。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王杰用生命掩护下来的“张楼民兵地雷班”，在1985年被江苏省军区命名为“王杰民兵班”；驻地中小学分别被命名为“王杰中学”“王杰小学”。
邳州弘扬王杰精神的活动从未间断。邳州市委每年都组织全市科级以上干部和四套班子到陵园祭扫，缅怀英雄，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
为进一步挖掘王杰精神的实质，“邳州市王杰精神研究会”于王杰牺牲40周年之际成立。研究会成立10多年来，积极宣传王杰精神，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
“王杰精神”有待进一步发扬
中共邳州市委书记陈静等人认为，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尤其需要王杰精神。
陈静表示，共产党员作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先锋战士，要像王杰同志那样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要有随时为党和人民事业牺牲奉献的政治自觉。
但是，目前以王杰精神为题材的影视剧等文艺作品相对匮乏，要讲好王杰故事，就需要进一步挖掘其精神内涵，利用各类媒介加大宣传，讲好故事、传承精神，激发动力、担当作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战略部署。
“讲好王杰故事的春天再次来临。”王莉说，“尽管王杰的生命只有23年，但是他活得非常精彩。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个不伸手’的革命精神，不仅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更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源泉。”
邳州市还深入挖掘“王杰精神”的新时代内涵——“信念坚定跟党走、勇猛精进争一流、舍生忘死为百姓、一身正气不伸手”，并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照、笃行。陈静表示，要加快推进王杰干部学院建设，将其打造成井冈山、焦裕禄、红旗渠干部学院式全党全国性的党员干部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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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3 09:42:36